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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教会150周年】必读：简明温州基督教史（四）——非常时期的复兴
1957年开始，全国上下开展反右运动，温州教会中有不少教牧人员被划为右派份子。1958年7月的第一个礼拜，温州基督教六大宗派率先联合礼拜，许多教堂停止聚会，改为他用。到文化大革命，所有信教群众（包括教牧人员与一般信徒）都被视为“牛鬼蛇神”，所有教堂被迫关闭，有形的教会在温州被迫停止任何宗教活动。然而，基督徒的信仰热忱在这种强压之下没有消除，反而对信仰有更加忠贞的信心，从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温属各地兴起隐密处的家庭聚会，成为教会复兴的强大动力。
(一) 教牧人员参加劳动生产
1958年8月，浙江省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蔡文浩牧师在《浙江教会在前进中》一文中提到：“近来，好些乡间的同工，已经参加了农业社、手工业社或当地的医疗机构。城市的同工也组织了生产机构，从事生产。温州的同工，早已开始了集体饲养畜牧。湖州的同工亦已自办了养兔场。宁波廿多位同工，已经把教会原有的一块坟地，改造为一个畜牧农场，同工们开始了集体的生活，一起住在农场内劳动，到主日分赴各堂主领礼拜。杭州市的教牧同工，亦正在三自的领导下，筹备养蜂、小型工厂等生产机构。同工们的劳动热情很高，几个月来，他们还经常的参加修公路，抢种抢收，灭白蚁等集体劳动。”
接着，教牧人员很快被分配到各个工作岗位，温州叶国启牧师于6月被分配到温州市华侨化学工厂为司炉工人；青年神学生余建荣向神学院申请于6月回到温州参加劳动生产；永嘉黄正仁得温州市基督教自立会批准全家搬到永临六龙乡下徐村农业社；温州循道公会潘文康牧师于8月18日参加乐清县社会福利洋瓦厂工作；乐清县安息日会程力樵回到家乡南沙岙，并于10月8日到农村洗铁沙；温州安息日会蔡步洲于1959年开始分别在修配车间劳动、学习机织羊毛衫技术、参加全民炼钢运动等。
温州中华基督教自治内地会高建国牧师于1958年2月27日至3月18日的温州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扩大会议中被划为右派份子，并于3月21日，被撤销了温州市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副主席职务。打成右派之后，高建国牧师先在温州市华侨化工厂工作了几个月，之后又被下放到潘桥镇仙门村看牛。三年后（1961年），右派的帽子摘掉，回到温州市区学习半年。于1962年调到统战部办的一个小工厂的厨房里工作，后又被分配到温州市华侨针织厂做车间管理员。
(二) 地下教会的隐密活动
1980年，丁光训主教在接受香港基督教杂志《桥》的采访时说：“在家庭聚会、读经、祷告，是中国教会的一个传统。过去礼拜堂很多的时候，许多信徒除了到礼拜堂做礼拜之外，也喜欢在家庭里聚会。我小时候，我的母亲每周一次请亲友邻居来家聚会。‘文化大革命’期间，家庭聚会就更多了。”
浙江省基督教两会主席兼会长蔡文浩牧师则说：这些在家里聚会的信徒是推动中国教会勇往直前的动力。他坦然承认：“在文革期间，我自己的信仰远远不如许多平信徒。他们成为今日教会的原动力。若是没有他们，教会不能渡过文革。但是在我们软弱的时候，他们却继续传福音的工作。我们是受到他们的鼓舞而鞭策自己的。”蔡牧师的话刻划出中国信徒生动而感人的见证：即使是在黑暗无光的日子，信仰的火把仍然在默默地传递，迸出点点希望的火花。信徒坚忍不拔的信心，胜过了猖獗一时的极左狂澜。
自1958年教堂关闭、停止聚会开始，温州诸教会从有形的教会崇拜转到无形的家庭聚会，从零星的家庭小组到大规模的温州区教会联合聚会，从10万信徒到30万信徒，其发展的过程值得大书特书，本处仅作简单概括。
1. 隐密处教会的建立与发展
支华欣在《温州基督教》中简要提到：“文革初期，城镇信徒找住在冷巷底的信徒家中，农村信徒找高山偏僻的地方，集中少数人进行聚会，没有诗歌本唱短歌，无圣经凭记忆背诵，或讲解大意，就这样简朴隐藏的活动，饥渴的信徒亦感受到是不可多得的灵里享受与满足。故能锲而不舍，坚持事奉。那些作为活动点的家庭，则认为是神的约柜来到他家中，他家必蒙神祝福。因而甘担风险，背责任。……到文革武斗时，造反派们即放弃了对这些活动点的冲击，信徒们深深感受是投靠在神翅膀下的‘隐密处’（诗61：4）。”
文化大革命期间教会活动不止限于小范围内，甚至在当时全温州市都有开展联合事工。1971年3月，温州地区交通会第一次大议会在在瑞安南陈举行，参加人数逾500人，来自温州市区、瑞安、平阳、乐清、瓯海、永嘉、泰顺、洞头、玉环等县。此次聚会决定每年召开四次会议，即三次小议会、一次大议会。在温州市区、平阳、瑞安、乐清、永嘉中选出小议会代表，代表最多五位负责人。每年的大议会，各地可选派最多40到50人。聚会地点不固定，轮流承办，承办方负责选址、管理饭食等。从此，温州教会在相互扶持中前进，在本地牧养与福音事工上均得到迅速地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末，该交通会参加人员除了温州地区的信徒之外，还扩展至福建霞浦、温岭、黄岩、丽水、青田、金华等地。
倪光道牧师回忆：“当时温州地区总会由温州的林乃娒、永嘉的黄益兴及平阳的陈瑞赏为核心人物，主要组织每年的大、小议会，其中以林乃娒为总负责。”
永嘉县黄益兴长老回忆中见证：“72年至77年内，我们温州区的九县一市的负责弟兄在地下开会，一年三次，都有好几十人。在江北开过好多次，在双珑山开过几次；有时在温州市里，在葡萄棚、西角；及瑞安都开过会。会议是议会式的。开会时，谈谈各县教会的情况，没有选择总负责。当时还是在逼迫时期，组织上也比较健全。有一次，我们江北请各县请一个同工，在我们教会的各堂点开培灵会。那时，紧张是紧张的，不过我们还是只管开。心里很紧张，但又是很高兴。那时，江北同工学道会，一季都有一、二次。有一次在潘山聚会，年间不记得了，不过就是在那个时期。聚会的时候，我们都会有放哨的。有一天，白天，花岙的宗志弟兄，到江北乡里面办一点事。他在乡里听到一个乡里的人说：‘今天晚上是杜鹃山啊！’宗志弟兄听得不清楚，就以为是：‘今天晚上是大田山。’他就立刻报信回来说：‘他们是说错了，我们是在潘山，不过，他们肯定知道我们晚上有次聚会。’这样，大家在那天晚上就散了。”
据林乃娒先生回忆，1974年温州教会的“扩充很大，有青田、玉环、福建、温岭等参加我们温州市合一聚会，共同工作，温州市每县一年中大议会同工造就会，最少两次，多的三、四次。大部分都请温州市总会的同工去开培灵会、同工学道会。关于信徒培灵会，互相建立交流，各县建立交流，有恩赐讲道的，都互相连络。信徒培灵会每年每县最多三、四次，最少二次。”
据统计，解放初温州基督徒总数为七万八千人，但到了1986年，全市基督徒达三十一万人。如今寻访各地教会就会发现半数以上信徒都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信主的。《瑞安教会史》中记载：“1967年到1978年，是瑞安教会历史上聚会点发展最快，信徒增加最多的时期。每年全县有数千人受洗（浸）入教。30%以上是中、青年。”
在《探讨温州教会复兴的原因——兼谈教会面对的新挑战》一文中，给温州教会的复兴作出如下的探讨，正是浙江教会在特殊时期复兴的一个缩影。“事实告诉我们，温州从来不是‘无宗教区’。在‘文革’期间，他们没有在大市镇里进行宗教活动，却转移到一些穷乡僻壤的地方去聚会，那里山高皇帝远，谁也管不着。现在，很多村庄里负责聚会的中年信徒都是在文革期间信主和接受造就的。他们信主的原因有很多，一般认为他们受父母传统的影响是最主要的因素。但‘传统’只是提供了信仰宗教和接触信徒的机会，我们不能因此忽视他们主观决定的因素。当时的政治环境使他们失望，人活着是为什么呢？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他们在社会里找答案，但找不到；这时，他们的‘传统’正给他们指明一条出路——从上帝而来的答案：爱。这才是最令他们折服的原因。其次，宗教经验的获得，也是令他们信奉基督信仰的另一重要原因。说也奇怪，鬼附、神医、灵恩等神迹奇事当时比现在更多。即使撇开这些‘神秘经验’不谈，温州信徒重视读经、祷告和交通亦是使他们获得更实在的宗教经验。他们不辞劳苦地找圣经、抄圣经、印圣经（土法油印），以至读圣经、背圣经，将圣经教训变成自己生活的准则。在读经的过程中，信徒的灵魂得着净化，心灵获得平安，以致活得有能力，人生有盼望，这又转过来使他们更加确信神的话语。”
文革时期的聚会点
2. 宗派合一现象的产生
1958年教会联合聚会，在形式上使各宗派信徒走到一起，但特殊时期“化整为零”的聚会模式，使教会完全抛弃原有宗派的成见，走上合一的道路。
温州教会合一运动的进程中，首先要提的就是温州各区县教会自发组织的“交通会”（又称“总会”）。永嘉县乌牛牧区的林定尧先生，原是内地会永乐区乌牛教会的义务传道。他回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教会时说：“平阳、瑞安、永嘉、乐清等有交通会。永嘉有永嘉的交通会，乐清也有。温州市也有五县会议。乐清县在乌牛东垟开过负责人的交通会，有二、三百人。开培灵会有本地的传道人来讲道。”
《苍南县基督教简史》中记载：“1979年，我县‘中华基督教自治内地会’、‘中国耶稣教自立会’、‘中华基督教循道会’在求大同存小异，互相尊重，彼此学习的基础上合一起来，定名为‘平阳县中国基督教会’（又称‘合一教会’）。在实践真道，传扬福音，引人归主为目的。”书中提到教会合一时信徒彼此间的关系：“大家走在一起，谁也没有问你是哪个教派，哪个教会，都同心合意事奉神，彼此相亲相爱，大大发展了教会合一的成果。”此合一教会有规范的架构，先由全县各区教会民主推选10人为执事会成员，“并选出陈瑞赏、朱昭复为总负责人；杨忠、吴显明、李新决、彭蒙恩负责教务；徐存道、陈更新（兼文书）、贾辅民（兼司库）、邱复兴（兼记账）负责会务；任期两年，连选得连任，设办事处于鳌江。下设九个区会，江南南区区会（金乡、钱库）、江南北区区会（宜山、龙港）、小南区会（鳌江）、万全区会（万全、平阳城关）、麻步区（麻步）、北港区会（水头、腾蛟、山门）、南港区会（灵溪、桥墩）、矾山区会（矾山、福鼎）、马站区会（马站、赤溪）。每个区会设5－7人的区执事会，负责管理各区所属的教会工作。”
1974年10月，永嘉县成立“总会”，据《永嘉县基督教史料》记载：“文革后期‘四人帮’顾不及再来破坏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信徒三三五五的聚会祷告，人数越来越多，各地热心的信徒和邻近的聚会点联络交通、主日祷告、唱诗亦有讲道，并与邻近聚会点交换讲道，由少到多，形成一个地区的派单，到1974年秋季，由江北黄益兴、杨宝礼、苏德恩等人通过串联，了解情况后，召集各个地区（以后称片）负责人20余名在江北双垅山赵志仁家里开会，这次到会人员代表着各片教会，都没有讲原宗派的仪文礼节，各人都愿望有县性的教会组织，于是协商推选出筹备成员17名，建立‘永嘉县基督教总会筹备会’，由教务组成员为筹备会负责人，下分设福音组、培灵组、探访组、青年组、奉献（财务）组，县会经费由各片自报所承担份额，定下百分比（江北占50%）分担全县性会议的开支费用，一年四次定期召开季度会议，互相交通，彼此了解各片教会情况，此外，还有以江北片为主，每年有一二次青年交通会，其他各片有时也有几名青年参加，地点大多在江北的双垅山、大田山或牙郎桥等僻静的山村里，各片有开培灵会和信徒洗礼，都在野地和溪水边举行，主日礼拜有的在晚间，有的半天，有的因缺传道人员，另定周间一个晚上，聚会时都是提心吊胆，有的聚会甚至放哨守护。”
余永进长老在回忆永嘉县江北牧区合一的过程，其中原内地会牧师陈公权对争议提出自己的建议，得到教会领袖的同意。余长老说：“江北牧区开始派单（1970年）时，教会就开始合一。当时，黄益兴（循道公会的领袖）与杨宝礼（内地会的领袖）在一些细节上取得统一，决定圣餐就按循道公会的分杯形式来做。陈公权牧师虽然不能直接出来服侍，但是经常偷偷地来参加聚会。比较开放之后，陈牧师开始参与服侍，被派到教会中去讲道。后来，温州市区教会有些人将宗派背景的细节问题的争论带到江北牧区来，导致产生关于圣餐与洗礼的辩论。陈公权牧师发表看法与建议：关于洗礼，他认为内地会一贯是多水洗（浸礼），而循道公会一贯是少水洗，洗礼是一个仪式，若不悔改，就算在水里浸个十天，都是没有用，所以他主张两样并举；关于圣餐，温州地区的内地会一贯是单杯的，但上海某内地会的教会是分杯的，他认为分杯的仪式比单杯更好。因此，这场辩论就此止息，江北牧区在合一的事情上很顺利地达成共识。”
3.“义工”队伍的复兴
在这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义工因时势而复兴，成为浙江教会的守望者，肩负教会复兴的使命。从各地教会的书面记载、回忆录及口述史采访中，都一致见证了义工在这个特殊时期中的作用。
《瑞安教会史》中记载：“随着1957年反右斗争的深入开展，极‘左’路线抬头，导致了1958年闻名全国的温州‘灭教运动’。……1958年7-8月间，全县所有教堂均被关闭，改作他用。……同年年底，教牧人员队伍和三自爱国组织被摧毁。当时的教牧人员和主要负责人陈哲海、吴高谦、马筱琴、叶志钦、潘胜玉、林作迪、肖崇三等人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其他教牧人员都被下放劳动。……‘灭教运动’打击对象是教牧人员，而‘文革’运动则无限扩大打击面，大批信徒被戴高帽子游街示众，不少人被关押。……‘文革’运动表面看来对教会是更彻底的打击，似乎斩草除根。其实不然。58年‘灭教’时，牧人被击打，羊群确有分散；而‘文革’大搜抄，大批斗，把每个信徒都逼到一处，大家都有‘风雨同舟’之感。并且时势造英雄，使一批本来无学问的义工与平信徒，成为‘三无’时期的勇士。”
温州市区的林乃娒先生在其回忆录中见证说：“从1971年起温州地区包括九个县不分教派，建立教会，1971年到1980年，温州地区建立聚会点，一千九百五十四个，又兴起将近二千个传道人。”
永嘉黄益兴长老回忆：“以前那个时代正是需要我们（指义工）来工作。因为我们是一般的人，被抓住也没有关系，但是他们（指教牧人员）若是出来工作，被抓住就要被定罪。那个时候，他们都不敢出来。只有陈公权牧师一直和我们一起在教会工作，文化大革命也是一样。他礼拜天都有派出来，有去平阳、苍南等地，不管白天黑夜，都会出去。那时，他七十多岁。他出来一直没有被抓。除了他之外，没有见到其他的教牧人员出来工作。上路洋有一个内地会的教师有参加。”
施诚惠牧师回忆：“在大跃进的时候，据说要在温州开刀。还听说，温州要在江北开头一刀。经过那一次的学习，江北教会的门，就因此被关掉了。门关掉之后，因为我是温州人，就联系温州派出所，迁回温州，然后下工厂去工作。温州教会的门也关闭了，只剩下城西。城西教堂平时是放电影，在礼拜天早上给我们做礼拜，礼拜做完之后，就再放电影。就是要将我们消灭。温州的传道人都被安排到工厂，我因为从永嘉回来，就自找出路，也在工厂作工。这样在工厂直到八二年，二十五年的时间。在工厂的时候，什么聚会都没有了，就连城西也被停止了。六六年之后，每年春节之前，在街上就会贴布告：禁止非法聚会、非法祷告。那时，温州教会特别得神的祝福，虽然有形的教会被关闭了，但无形的教会得神保守。我们就会在半夜出去聚会，半夜偷偷摸摸地出去。但是我们教牧人员不出面，因为教牧人员出面就会被抓住小辫子。都有弟兄姊妹出面。温州的教牧人员都是一样，有去聚会，但不出面，只是听道。后来，渐渐地，神的恩门打开。开了之后，我们就参加讲道，（还没有开放）我们就到处去讲道。”
当温州地区“总会”中一部分同工决定支持“三自”路线之后，他们在各自市县的“三自”组织中都担任了相应的职务。原温州地区“总会”负责人林乃娒先生于1980年12月担任温州市“三自”委员，1984年任鹿城区三自副主任；原温州市区交通会同工郑大同先生于1980年12月担任温州市“三自”委员；原“平阳县中国基督教会”教务负责人吴显明先生于1983年12月担任温州市三自副主席；原温州地区“总会”负责人之一、原“平阳县中国基督教会”总负责人陈瑞赏于1983年11月任苍南县三自副主席，1983年12月任温州市“两会”委员；原温州地区“总会”成员倪光道先生于1981年9月任瑞安市三自筹备小组秘书长，1983年12月任温州市“两会”委员，1992年任瑞安市三自主席兼协会会长，于1993年3月任温州市三自常委，1996年2月任温州市基督教协会副会长，1998年2月任温州市三自副主席；原温州地区“总会”负责人之一，永嘉县交通会负责人黄益兴于1981年任永嘉县三自筹备组组员，于1985年任永嘉县基督教协会总干事；以上几位同工与其他各县市同工一道，在各地“两会”中担任重要职务，对于教会的发展带来重要作用。不过，也就因为对“三自”的不同看法，有部分同工始终没有加入三自，也有部分同工虽然在三自或协会中任职，但始终没有成为主要负责人，游离于家庭教会与“两会”之间，相关的情况需要更加深入的研究。
由于特殊时期教会中复兴的义工传道，未接受过正规的神学训练，也没有接受圣职按立，但他们却也担任了教会的圣事，如施礼与圣餐。因此，在教会恢复之后，产生许多关于义工传道可否施行圣事与义工传道施行的圣事是否有效的争辩，宁波教会在这方面的处理应该说是比较典型的：“由于文革期间，教会里没有了牧师，也没有认可的长老，一些热心的弟兄便起来执行牧师和长老的职责，并给人施洗和施餐。这种情况直到1979年教会正式复堂后才逐渐消失。对于自封的长老和从他们领洗的教友，市三自是怎样去处理的呢？一般是以爱心接待为原则。自封的人，若是一向依正道分解福音，教会是愿意再加以按立，表示认可的，而且按立的条件也较宽。教友若心里不踏实、有疑问，牧师也会在施发圣餐前为他们祷告，使他们安心领受主的身体。这种祷告的作用跟坚振礼相似，免得有人怀疑洗礼的有效性。”
4.特殊的印刷、发行事工
文化大革命时期，“教堂被封闭占用，圣经、诗歌和宗教书刊均被作为迷信品烧毁，出现三无（无圣经、无圣职、无教堂）教会。”温州陈直牧师的师母叶瑾瑜回忆说：“文化大革命很苦，被斗了好多次，在温州游街也游过好多次。将许多圣经拿出去烧，堆起来很高很高，那时天色很热，整个烧起来都很热，底下的圣经烧不掉就用铁杖掀起来烧。”
教会在隐密处聚会逐渐复兴的时候，热心的基督徒不满足没有圣经、没有赞美诗、没有属灵读物的日子，因此兴起特殊时期的文字印刷事工。《苍南县基督教简史》中记载：“渴慕圣经、爱慕神的话，没有圣经、诗歌，有的用手抄，有的刻腊纸油印圣经节、暂编诗歌本、主日历等。”
温州教会各地出现属灵书籍的“誊写”印刷，以供应各地基督徒属灵追求的需要。誊写版印刷俗称油印，以其设备简单、操作方便、印刷成本低廉而广受欢迎。温州基督徒文化大革命的印刷的属灵书籍都属手工誊写。誊写版名叫“版”，其实就是一张蜡纸。誊写者将蜡纸铺放在钢板上，用钢针笔在蜡纸上刻写或刻画。由于钢板上布满凸起的网纹，在钢针笔尖与钢板网纹的作用下，蜡纸上的蜡质层被划破，露出蜡纸自身的纤维孔隙，把刻好的蜡纸附着在张紧的网框上，即成了蜡版。印刷时把蜡版放在承印物上，用墨辊在蜡版上往返滚动施墨，在墨辊的挤压下，油墨透过蜡纸图文区域的纤维孔隙，传到承印物上，即完成印刷。
手工誊写在温州各处教会都普遍出现，在瑞安、温州市区、永嘉、平阳等都有教会同工誊写属灵书籍。手工誊写圣经则以瑞安的倪光道牧师和永嘉的尤虔诚先生最为出名。尤虔诚先生誊写的圣经图片曾被香港某机构所采用作为特殊的历史文物，倪光道牧师誊写的圣经则被中国基督教两会珍藏，并在中国基督教圣经展中展出。手工誊写圣经在制作和誊写上在当时都是极精致的。手工誊写者仔细地将每节经文照录于蜡纸上，一本新约圣经共400页。经文排列整齐，字迹工整，准确无误，印刷清晰，足见手工誊写者对圣经誊写的谨慎态度。他们对圣经钟爱和敬畏，可与古代圣经抄本的文士和修道者媲美。手工誊写圣经对于温州教会基督徒的“灵粮”的供应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使文化大革命中基督徒的灵里饥渴得到满足。
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编印了许多赞美诗。除了将苏慧廉编的圣诗印刷之外，各原来宗派信徒还将各自宗派的赞美诗印刷出来，如内地会的《颂主诗歌》、循道公会的《圣诗》、温州中华基督教自立会的《圣教诗歌》等。由于各地都在本质上消除了原有的宗派观念，基督徒又分别印刷了一些超宗派的合一诗歌。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一本名为《圣教普颂》的诗集。在谈到该诗歌的来龙去脉时，参与编辑的陈永聪牧师说：“这本诗歌集是我与几位同工一起编的，那时我们大概20多岁（现年67岁），因为教会聚会的人越来越多，文化大革命前的诗歌本都被红卫兵搜去烧掉了，仅有的诗歌本又不能供给所有信徒的需要。再加上，我们现在的教会是由不同宗派背景的信徒组合而成的，所以就不能只有某一宗派的诗歌。所以为了教会信徒唱诗的需要，我们编了这本《圣教普颂》。”该诗集体现了教会合一的精神，编者说：“其实，‘圣教普颂’取自四本不同的赞美诗歌集。‘圣’即循道公会的《圣诗》，‘教’即自立会的《圣教诗歌》，‘普’就是30年代全国基督教由刘廷芳博士主编的《普天颂赞》，‘颂’则是内地会诗歌《颂主诗歌》。我们从这四本典型的诗歌集里选出134首，又能顾及其他宗派的情感，又能使全教会弟兄姊妹喜爱这本诗歌集。”
《天风》1958年第15期（总558期），1958年8月11日，第25页。
《天风》1958年第15期（总558期），1958年8月11日，第27页。
《天风》1958年第23期（总566期），1958年12月1日，第15页。
《天风》1958年第24期（总567期），1958年12月19日，第37页。
《天风》1959年第13期（总580期），1959年7月6日，第4－5页。
《桥——中国教会动态》1986年7、8月（第18期），香港：道风山基督教丛林，1986年，第10－11页。
《桥——中国教会动态》1986年7、8月（第18期），1986年，第10－11页。
支华欣编著：《温州基督教》，第43－44页。
《林乃娒同工见证》，未出版。
倪光道牧师回忆录，2007年11月18日录音。
黄益兴长老回忆录，2004年9月9日录音，陈丰盛整理。《杜鹃山》是一部根据上个世纪60年代颇有影响的舞台剧改编而成的京剧舞台艺术片，于1974年正式上映。
《林乃娒同工见证》，未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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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中国教会动态》1990年4月（第40期），，1990年，第17－18页。
林定尧先生回忆录，2005年10月25日录音，陈丰盛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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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永进长老采访录》，陈丰盛录音整理，2005年9月13日。
瑞安市基督教两会编：《瑞安教会史》，1995年12月印，第14-17页。
《林乃娒同工见证》，未出版。
黄益兴长老回忆录，2004年9月9日录音，陈丰盛整理。
施诚惠牧师回忆录，2005年6月21日录音，陈丰盛整理。
支华欣编著：《温州基督教》，第127页。
支华欣编著：《温州基督教》，第135页。
支华欣编著：《温州基督教》，第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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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讯》第12期，浙江省基督教三自、协会办公室编印，1996年6月，第5页。
支华欣编著：《温州基督教》，第130页。
支华欣编著：《温州基督教》，第134页。
《桥——中国教会动态》1984年9月（第7期），，1984年，第12页。
支华欣编著：《温州基督教》，第43页。
叶瑾瑜女士回忆录，2002年底录音，陈丰盛整理。
苍南县基督教两会主编：《苍南基督教简史》，第54页。
温州教会历史应当写到2017年才算完全，不过本文停留在改革开放之初，有以下三个原因：首先，由于本人目前掌握资料有限，暂不轻易动笔，个人需要更多搜集资料，并学习与研究；其次，近30多年的温州教会发展比较复杂，不再是前100年纯粹以宗派为背景，发生过许多分裂的现象，且众说纷纭，需要特别立项写专著；最后，温州教会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实在是非常期间的大复兴，在逆境中教会经受考验，信仰扎根，成为复兴的动力，反而改革开放之后的教会，则在顺境、平安之中走向世俗化，这是我们所担忧的，也是教会需要反思并寻求回归的。
以上所写历史均为个人近15年搜集、研究之初果，对于详细的历史，笔者将继续努力撰写，也请多多代祷。以上内容中，若有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作者：陈丰盛，浙江永嘉人，神学学士、教牧学硕士，长期研究温州教会史、浙江教会史，出版《诗化人生——刘廷芳博士生平逸事》，现任杭州思澄堂牧师，《天风》特约撰稿人、特约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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